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 第九章 武帝功過

第九章 武帝功過

36.千秋功過：文治與武功誰與評說

煌煌大漢，巍巍朝堂，金戈鐵馬，紅粉過客，漢武帝神秘複雜的一生塵埃落定。死者長已矣，後人卻爭議不休。譽之者眾，毀之者亦多。宋朝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評判毫不留情：“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當代史家翦伯讚的品評則妙趣橫生：“漢武帝是一位較活潑、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用劍猶如用情，用情擾如用兵。”那麼，當朝太史公司馬遷，怎樣評價頂頭上司的功過是非？我們今天又該如何看待司馬遷的褒揚指斥呢？

【曠代武功】

漢武帝是第一個奠定中國遼闊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國的版圖之遼闊，不過是漢武帝時代版圖的二分之一。

漢武帝對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國曆代帝王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執政。其時匈奴氣焰囂張，西域神秘莫測。

漢武帝絕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親外交”，忍氣吞聲，靠女人、珠寶，換取短暫和平。他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開拓。

漢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選送張騫出使大月氏，希望藉此形成反擊匈奴的戰略聯盟，壓縮匈奴的生存空間，實現對匈奴的戰略包圍。年僅17歲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歷朝歷皇，誰可比擬？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千古絲綢之路，促進了東西方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中原漢族政權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第一次運籌帷幄征戰匈奴，卻未能決勝千里，馬邑之戰失利。但是，短暫的失利，絲毫不能影響24歲天子的征戰豪情，反而促使漢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拋棄漢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親國策，全力出擊匈奴！變和平體制為戰爭體制，棄祖宗制度啟現實制度。縱然譭譽參半，但其間的勇氣和魄力，令人歎為觀止！

漢武帝曾在一篇求賢《詔》中說：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這篇躊躇滿志、殷情懇切的求賢《詔》，收錄在蕭統《文選》中，千百年來，英雄傳誦，志士吟詠。當年漢武帝以此“廣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觀漢武帝一生功過，此語更是恰如其分！漢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漢武帝曾打算親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霍去病雖未學，但可見漢武帝深通兵法，這是他成為卓越的戰略軍事家的基礎。

論及漢武帝一朝的軍事戰役，人們往往言必稱衛青、霍去病、李廣，沒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將星、帥才背後，遠在廟堂之上，那位足以與西方亞歷山大、愷撒、拿破崙相匹敵的最高統帥----漢武帝。

當年，漢武帝決意改變祖制、對匈開戰，韓安國、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孫弘、主父偃等當朝新銳，紛紛高唱反調。群臣應者寥寥，首戰無功而返，年輕的總指揮卻巋然不動。此後，河南之戰、漠南之戰、漠北之戰，對匈奴作戰的三大重要戰役，都由漢武帝親自決策部署，選將調兵。至於具體的用兵時間、出兵地點、兵力部署、攻擊方向，漢武帝都事無鉅細，總攬無遺。

與此同時，漢武帝又劍指東方、南方、東南方、東北方，使漢朝的勢力到達今天西方的中亞，西南的雲貴川，東北的黑吉遼，南方的海南與福建，勾勒出了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框架。

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

但44年曠日持久的征戰殺伐，畢竟勞民傷財。對於漢武帝的軍事外交戰略，司馬遷也非常矛盾。《史記·匈奴列傳》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少數民族史，司馬遷給匈奴立傳，把匈奴看作炎黃子孫之一，表達了他對這場戰爭的性質定位：這是中華民族內部的一場悲劇，戰爭使雙方付出了極高的代價。

雖然當時的漢帝國，還無法形成統一的多民族背景，兩個民族最好的辦法也應該是和平相處。可惜，到了漢武帝時代，和親政策已走入絕路，不得已而對匈用兵，司馬遷對此是理解的；而戰線越拉越長，漢武帝偶有任人失當，司馬遷也是痛心疾首。

為了寵幸李夫人，漢武帝任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數萬人出征，討伐大宛，不過豔羨其汗血寶馬。結果，打了兩年，軍隊損失十分之八。如此輕率，可謂草菅人命！

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時間是撫平創痛的良藥。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們早已無法體察戰爭帶來的切膚之痛；所以，今人的評價理智多於感情。而兩千多年前，司馬遷與天下百姓一道，親歷家園變廢墟，忍看朋輩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馬遷不可能面對戰爭之害無動於衷，必然會對漢武帝連年征戰，導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評。

【千古文治】

漢武帝是第一個用儒家學說統一中國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統江山容易，聚攏人心困難。秦皇漢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則“獨尊儒術”。

竇太后去世前，漢武帝就暗度陳倉，設立五經博士，為尊儒打基礎。即位之初，漢武帝迫不及待，舉國推選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一位寂寞書生董仲舒，憑《天人三策》，石破天驚，脫穎而出。從此，本為民間一家的儒學被指定為官方思想，與政治、皇權緊密相連。

據此，漢武帝創建太學、鄉學，設立舉賢制度，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漢初，選拔人才用的是軍功爵制；到了漢武帝時代，逐漸轉變為察舉徵辟制，從根本上解決了大漢人才匱乏的局面。

文景崇黃老，寬厚無為，垂拱而治；漢武帝則一反祖宗定法，尊儒術以約束官吏，效法家而嚴懲貪官，王道霸道，交錯為用。而其中尊儒興教，首立太學，尤予後世以至深影響。倘非此舉，儒家學說何以成“教”？倘非此舉，華夏文明何以存續？倘非此舉，學而優則仕何以體現？

然而，後世不乏對《天人三策》，對“獨尊儒術”深惡痛絕者，他們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

儒家對中國政治：“獨尊儒術”將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萬能，力圖建設一種道德自律型的政治。這種重自律輕他律的思路，必然導致強權至上，個人**。曾經的天朝上國，就這樣一次次與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始終無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擺脫因人興廢的歷史慣性。

儒家對民眾心理：且不論到了宋明理學，儒家學說走向極端。單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國人就不得不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權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貴民賤、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結愈加濃厚，甚至反過來成為昏君和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對人才素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把“道德”作為衡量人才和錄用官員的決定性條件，將“從政”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然而，能有幸為官的是極少數，得明君而施展抱負者，更是十無一二。絕大多數士人鬱郁終生。名為知人善用，多少人為之貽誤終身。

漢武帝時代，對應內在的儒家統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權體制。秦始皇首創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設計一整套執政方針。西漢王朝，到了漢武帝，徹底肅清了諸侯王分裂勢力，鞏固了中央政權。

對此，司馬遷擊節稱道！《淮南衡山列傳》中，太史公日：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

元鼎五年（前112），漢武帝又以諸侯酎（zhou，咒）金（祭祀太廟時諸侯助祭的獻金）成色不足為由，一次削去106名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劉邦所封諸侯王，削捋殆盡。

秦行郡縣，不王不藩，是真正社會政治學意義上的封建體制。劉邦建漢，首封異姓諸王，後封同姓諸王。從政治體制的發展著眼，無疑是一種社會的倒退。繼而，呂后大封諸呂，終釀禍亂。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吳楚七國之亂。而漢武帝採納主父偃建議，令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奪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漢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縣以推行國家政令，此後兩漢四百年，雖有外戚、黨錮之禍，但無藩鎮之患。

之後，晉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亂。唐初鑑於前轍，王而不藩，安史之亂後，肅宗又大事封藩，終以藩鎮割據，斷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兩宋無藩鎮之禍。明太祖立國，復大封諸王領藩地，終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贛王朱辰壕之叛亂。明世宗以藩王人承大統，追贈生父，鬧成著名的大議禮，隨之明亡。清朝力懲前失，王而不藩，定製親王不出國門，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禍。

由此可見，古來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統，正統偏安者共二百餘人，真正懂得國家政體並善以此治國者，不過秦皇、漢武、宋太祖、清聖祖四人而已。

不僅如此，漢武帝在強化中央集權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擊權貴即其大手筆之一。

打擊不法豪強與貪官汙吏，勢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極端，難免會帶來各種後遺症。

酷吏王溫舒，嗜血成性，殺人為樂。漢代處決犯人，以十二月為限。春天到來，不能再殺人了，王溫舒迎風感慨：如果讓冬天再處長一個月，我的事（處決犯人）就辦完了。（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馬遷對此直言不諱：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

漢武帝稱讚這樣的殺人魔王，提拔他擔任中尉，賜予更多的生殺大權。慘遭宮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馬遷，能不有非議嗎？

大司農顏異與張湯意見不合，張湯竟然以“腹誹”罪名殺了顏異。什麼叫“腹誹”？就是肚子裡有意見。這較之一千年多年以後，秦檜構陷岳飛的“莫須有”之罪，一樣的荒誕，一樣的恐怖！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謅諛取容矣。

【譭譽參半】

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

徵和四年（前89），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

敢於罪己，置自己過失於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後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

當然，封建執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買人心之嫌，但總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漢武帝首開“罪己”先河，錯而能改、愛憎分明。從中，我們似乎可以一窺這位大漢霸主複雜的內心世界。

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擾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就是這樣一位視人才如草芥的漢武帝，一方面又極端地愛才、惜才。

封建**體制下，人才使用有兩大陋習：一是任人唯親，只用自己熟悉親信的人；二是論資排輩，必須按“三十九級臺階”，一級一級往上爬，不能“亂”了規矩。而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主父偃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二是敢於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衛青家奴出身，漢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將莊嚴的朝堂變成一個充滿溫情和快樂的休息室，君臣之間宛如玩伴；同時，他不以狎褻而喪失原則，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讚歎，言聽計從。

他初讀《子虛賦》，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午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

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漢武帝因此備受誤解和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讚揚：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也是批評、表揚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敞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為什麼人們對漢武帝的評價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但又是一個普通人，喜怒哀樂俱備。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歷史責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殺伐任性；他既立下蓋世之功，又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災難；他寵愛他喜歡的女人，可是，他不僅移情別戀，還為了江山，殺掉了自己最寵幸的女人。他絕頂聰明，又異常糊塗；為了傳說中的寶馬，居然不惜犧牲數萬人的生命。當更近地走近他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對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兩難之地，非常之時，他也會猶豫不定，甚至異常痛苦；同樣有普通人的歡喜和哀愁、小氣和算計、失眠和焦慮。在他果決、自信、大氣的外表下，有一顆惶惑、敏感的心。總之，他就像一個專業演員，對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演繹：本色鮮明、盡職到位。或許在很多時候，他的角色並不討巧，甚至令人厭惡，但是，他的演出是精彩的，他演出了他的“這一個”。然而，我們在對他蓋棺論定時，往往流於偏激，說好時千古一人；說壞時罄竹難書。這樣，分歧就在所難免了。

我們無法使用單一的標準評價任何人。人性本就複雜，更何況封建帝王！或許他的好發自本心，也可能是籠絡人心的手段；或許他的壞是皇權使然，不得已而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們無法剝離他身上的帝王枷鎖，我們的評價，就只能在他的帝王與凡人兩種身份之間遊移。當年天真無邪的“彘兒”，如何蛻變成一個既可愛又可怕的皇帝？怎麼可能一言蔽之、一書盡之？

正所謂：

天風浩蕩，瀚海闌干，金戈鐵馬，萬死千傷，俱往矣；

長城巍然，絲路悠長，大賦煌煌，美人淒涼，俱往矣；

唇槍舌劍，縱橫捭闔，君臣相傾，千秋家國，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載以往，意氣飛揚，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鐘暮鼓，青燈黃卷，村社戲場，在年年評說，歲歲興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