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賣肉才子陸步軒自述人生：屠夫看世界 五 回鄉征程(3)

五 回鄉征程(3)

如此反覆多次，一天天地又過去了兩個禮拜，事情沒有任何進展。我感到蹊蹺，就又找政協主席。

“沒事兒，都說好了的事，你先走，回頭我再給你問問。”政協主席以為有老領導的威望，底氣十足，滿懷信心。

三四天後，我再去人事局時，話已經變了味。工作人員開始給我推薦別的單位，比如長安報社，縣一中，二中等等，說我到了那裡更能發揮專業特長。我反覆強調自己是學文字的，與文學關係不大，教育系統目前不打算考慮。因為如果當老師，市內條件比縣裡好得多；至於報社是縣級小報，每週一期，每期四版，剛復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長久（果然，在2003年全國清理整頓期刊雜誌工作中停辦了）。

後來輾轉得知，在我即將被安排的節骨眼上，某科技副縣長橫空出擊，將其親戚安插了進去――政協主席畢竟年齡大了，退居了二線，再要出山，絕無可能，當今世道，人一走茶就涼，哪裡比得上副縣長正值當年，前途無可限量！不懂這些，能在國家機關、要害部門混？當然，這些情況我也是後來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終守口如瓶，而擠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學的同學，畢業於西安某三類學院，分到城建局後，工作安穩，收入不菲，數次在同學之中炫耀有權傾一時好親戚撐腰云云，讓人不敢小瞧於她。

縣計劃經濟委員會需要人，但是沒有編制。時至今日，我依然沒有弄清指標、編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進計經委時，沒有編制，可是半年之後，又陸續進來兩人，人家說是帶指標的，順理成章地進入機關。其中一位是部隊轉業幹部，國家照顧，帶指標還能說得過去，而另一位卻與我一樣，是1989年畢業的大學生，對最初的分配不滿意，拒絕上班，在家裡呆了半年，後來忽然有了指標。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國家的政策非為我一人量身定做，應該一視同仁，怎麼執行起來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間，這其中必有貓膩。

縣人事局的意見，要麼無法安排，退回市裡，要麼服從分配，去縣計經委，由計經委再分配。我覺得從西安市回到長安縣，又折騰了二十多天沒有結果，再被退回去，豈不讓人笑掉大牙？於是無可奈何，選擇了紮根農村幹革命。實踐證明，這是我人生選擇的又一次重大失誤。若干年後，成為社會閒散人員，為生計所迫，拿起屠刀，街頭賣肉，還真讓某些人齒冷了。

幾經改制，計經委變成了大雜燴，既有機關建制，又有事業編制，還有企業人員。當時流傳，機關是金飯碗，事業是銀飯碗，企業是泥飯碗。而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到了這份上，如出槽的肥豬，提起來一吊子，放下去一攤子，只有任人宰割了。這樣，沒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當然地成為企業人員，為以後的下崗、下海埋下了伏筆。

計經委所屬企業，大多是20世紀50年代在“土法上馬，大辦工業”的思想指導下，盲目興辦的工廠，設備陳舊，工藝落後，沒有規模，缺乏競爭力。計經委黨委辦公室李副主任曾經講過一則笑話，從一個側面恰切地反映了當初建廠時的情況。

長安鋼廠在籌建之處，資金缺口較大，不能形成流水線，好幾道工序必須交叉作業，這樣既浪費資源，又費工耗時。技術人員以為不妥，要求縣上追加資金，完善工序。此事彙報到時任工業建設總指揮的張常委面前，張常委大手一揮：

“苞谷地裡套豆子不照樣高產？就這麼辦。”

可謂“活學活用”，許多縣辦工廠就是在“苞谷地裡套豆子”的指導思想下建立起來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相對匱乏,企業勉強能夠維持,一旦引入競爭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很難立足。

可惜的是，我當初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年輕氣盛的我，雄心勃勃，抱著成就一番事業的信心和決心，在未學會“游泳”的情況下，過早地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註定了以後道路的坎坷多舛。

單純從名稱上看，計經委似乎牛皮哄烘，國民經濟綜合部門，既抓經濟，又管計劃。其實，在全縣幾十個部門中，是名副其實的爛攤子、大雜燴。它分南北兩院，北院負責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行政事業編制；南院名義上管理經濟，事實上權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戶縣辦企業，而且大部分虧損，資不抵債，有行政、事業、還有企業編制。當時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計劃那塊日漸衰微，經濟這邊更是朝不保夕。記得有一年，單位已經三個月沒發工資了，臨近春節，每人借了三百元過年。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兒時看電影，能從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敵我；我去計經委時也是覺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瞭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幾年來，一些高等院校紛紛改名，不可否認，一些學校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遷，原來的名稱的確名不副實了。可更多的則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門檻，大規模擴招之後，招生、學生就業等多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壓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某民辦高校原名“xx培訓學院”，招生很難,幾乎難以為繼,請教高人之後,更名為“xx大學”，大張旗鼓地廣而告之,一夜之間,門庭若市,不得不在報紙上刊出“名額已滿,請勿再報”的啟事，實則換湯不換藥，鍋裡依然下的是那幾粒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