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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雅克：中國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在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與西方完全不同。其後果意味深長。在西方，至少在二戰後這個時期，我們總是認為合法的國家，絕對是一種民主的運作方式，並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中國模式卻顛覆了這個邏輯。在西方看來，中國沒有民主，但它的國家有著很大的合法『性』，我認為比任何西方社會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國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運作方式，那麼像意大利這樣開展大量選舉的國家理應有很大的國家合法『性』。但事實卻相反，在意大利，國家由於長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

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對國家持極懷疑的觀點。他們不認為國家是其正當代表，實際上，很多意大利人認為國家要麼是非法的，要麼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後一種觀點更為普遍。這就是為什麼避稅被許多意大利人認為是完全合理的，為什麼他們選貝盧斯科尼為首相的原因所在。這個人曾為了其個人目的公然使用國家權力，以保護自己免於對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體帝國的指控。在意大利，國家之所以長期缺乏合法『性』，源於復興運動(150年前的意大利統一運動)只是部分獲得了成功。它從來沒有降服其他勢均力敵的區域『性』和地方『性』的認同資源，從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於自己。意大利作為一個國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們所效忠的對象也都勢均力敵，國家無法像在英國、法國和德國一樣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威及相應的合法『性』。

從意大利的經驗來看，很顯然，民主並不一定能確保國家的合法『性』。而且，與當今西方的常識相反，民主絕不是國家合法『性』的唯一來源。這使我們又回到了中國的問題上。在中國，國家合法『性』有兩個基本來源，但都與西方式的民主無關。第一個來源也是國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國只是一個不完全的民族國家，儘管在20世紀中國就自稱是民族國家，但它首先是一個文明國家。在西方國家，最主要的認同來源是民族國家;中國則不同，其主要的認同來源是中華文明。

近代中國的歷史不是追溯到約19世紀末民族國家規範的採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勝利。決定中國人認同意識的所有關鍵特徵――儒家價值觀、國家的獨特作用、家庭的本質、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過去2000年作為獨特文明國家的歷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紀作為不完全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為一個文明國家，中國被定義為驚人的長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規模與眾不同，而最不尋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國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關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義就是統一。這並不奇怪，因為維持這樣一個龐大和多樣化的國家的統一免於各種巨大的離心力威脅，無論是在帝國、共和，還是『共產』主義時代，都始終是中國治理中最重要和艱鉅的任務。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都是國家分裂和不穩定的時期。

在中國人看來，國家的首要職責是維護國家的統一，也就是中華文明的統一，換句話說，就是文明國家的統一。這是中國國家神聖的首要的任務。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則“天命”將被收回。這一責任的極端重要『性』，賦予國家超出所有其他機構的基石地位。對於中國人來說，國家被賦予了近乎神聖的意義。關於國家合法『性』的第二個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國家與中華文明的關係以及國家對中華文明的責任提高和強化了這種合法『性』。過去一千多年來，國家的權威都沒有遇到重大對手。這與西方國家為建立權威不得不與眾多的對手和競爭者，如教會、貴族、商人、企業等進行鬥爭完全不同。關於這場鬥爭的故事，幾個世紀以來在通過有關界定和限制國家權力的法律時一直被人們訴說著。與之相對照，中國的國家權力沒有受到明顯的限制：如果沒有對手，那就沒有必要界定國家權力的邊界了。

由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國家合法『性』有多麼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歷史，在某些方面歷史可能更長。而且對中國人而言，國家的作用難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對國家的認識與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對於西方人來說，國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確的和受約束的。美國與歐洲的傳統，尤其是與法國和德國的傳統可能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有這些共同的特徵。因此，儘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傾向於認為國家是一個局外人、一個入侵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社會脫鉤的。中國人卻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國家是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中國人認為國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實際上就是一家之主。請記住，家與國是中國社會當中兩個最重要的機制。與西方傳統相比，中國人對家庭的重視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國社會中，國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著令人驕傲的地位。在中國，國家的另一個名稱是家國，這並非一個語言學上的偶然。

這是我們理解中國人在歷史上和今天如何認識國家及其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這裡，強調中國國家傳統的延續『性』是重要的。儘管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並不斷被改造，但這些事實仍繼續決定著中國國家的本質。

在中國，國家的歷史演進方式完全不同於歐洲，更不用說美國的傳統，這並不足為奇。一方面，在中國，國家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它是人類歷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寫於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國的偉大哲學著作。在中國，國家已經具備了能夠治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的現代化形式：中央集權的『政府』、建立在科舉制度基礎上的訓練有素和老練的官僚隊伍。這比歐洲要早得多。它還發展出一系列關於經濟、人口和軍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戶籍制度以及像大運河和長城這樣龐大的基建項目。它有能力在全國各地調撥糧食，以平衡供需。這比歐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約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這些就已經建立起來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數百年就建立起來了。換言之，不僅是中國的國家遠比歐洲國家的發展早很多，而且其發展軌跡也絕然不同：開發出來的國家功能要早得多，發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關係模式也不同。鑑於歷史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試圖透過西方的光譜來了解當代中國國家及其可能的發展路徑，將是極為短視的。事實上，在中國，沒有比國家更與眾不同的(如果你喜歡，可以用更“鄉土的”這個詞)制度設計了。我們必須首先用它自己的說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來了解中國國家當前的作用、結構及其未來的演變。